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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

2018-04-21 20:04栏目: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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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主义”在日本的命运亦不例外。明治时代是日本确立现代制度和从本精神原则的莫基时代。明治精神经历了多难的选择,最终形成了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为篆本内容的时代和民族精神。但其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始终是国家主义,而产生国家主义的根源,则是压倒一切的民族主义诉求。众所周知,明治时代的El本和中国一样,同样而临西方的浸略和压力。因而,所有人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摆脱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进而实现国家强大。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大多数日本人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国家主义”。松本三之介在《国权与民权的变奏》。一书中认为,这种国家主义分为两个层次。上层是官方的国家主义,“主张以政府为主导,旨在以强化政府法律、经济、军事职能为核心形成国家,要求国民各安其分,无条件地爱国”,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体现于政体上,就是强调扩张政府权力,以使国家可以动员一切社会资源,而在精神上,则要求国民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自己。另一种国家主义则是自下而上的.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就是这种国家主义。他们确实要求国家给国民以自由、权利,要求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呼吁破除传统观念束缚,实现精神自由。但他们所看重的并不是个人自山和民主制度本身的价位,而是其推动
民众形成国家意识、帮助国家动员社会全部资源的功能。所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就不用说了,即使是那些迫求自由民主的人,也不把伸张民权本身视为目的,他们心之所念的也是国家的强大。因而,个人自山与民主制度就只能是权宜之计。只要国家利益需要,就可以打折扣,或者完全放弃。
    战前日本在法律和政治学研究方面受德国的国家学说影响很深,德国的国家学说是封建集权主义与资产阶级相调和与相妥协的产物。在日本天垒制形成过程中,为了使以天皇为中心的复主义与自由民权运动相融合,日本对德国的闰家学说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日本的第一部宪法—《大Fl本帝国宪法》就是以德国宪法为参考,在德国法学家若埃斯奈尔的指导下完成的。日本对国家主义的选择、思索和实践,使国家主义完成了在东方的扩展,获得了独其‘J本特色的内容和表现力。尤其是在完成了将“国体”和近代国家的一侨嫁接后.国家的形态开始呈现出了大和民族的风格和相貌。如明治三十八年井上哲四郎在他的《国民道德概述》中指出国体的特点:1.国体、政体分离;2.忠君爱国一致;3.皇室居国民之先;4.崇拜祖先;S.家族制度体系。6.君臣分明;7.国民统一为一体。。由井上为代表的“国体论”在明治以后的大正时期以及昭和前期一直作为国家的国民道德原理(实际上是国家主义道德原理),具有很高的权威。放后终于发展成为超国家主义思想。
    对国家主义进行本土化改造后,国家主义便开始在日本甚嚣尘上起来。随着国家主义在日本的建国中不断地高奏凯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绩,国家主义对统治阶层与民众的说服力得到不断的加强。在日本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急剧上升,并最终取得了绝对性的支配地位。同时.个人对因家主义的追随和承认,赋予了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第一次被关注,并被梢心打扮成了骄傲的王子。随着国家主义精神的四处弥漫和扩散,国民的灵魂和政治情感也得到了重塑,毒害着时代的风气,并败坏着民众的精神.民众已失去了冷朴的头脑和基本判断力,如痴如醉般地沉及在对国家的讴歌与狂欢中,全神贯注于国家,奉献于国家,最大程度地欣赏并陶醉于国家的胜利和荣耀,并疯狂地希望国家能以神佑的不败之身和高贵的尊严不断的去夺城掠地,喋血沙场,以取得更多荣耀。于是,沿粉冈家主义的制度与精神轨道.原本旨在追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在国家初步表现了其强大的力量之后,很方便地就转化成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日本与德、意法西斯联手.将国家主义推向了极端.强迫日本人民投人战争的灾难之中.导致了民族的悲剧和世界的灾难。
    二战的失败,使近代国家神话在日本人心中彻底幻灭.国家也因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信誉和威望,“国家”由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夜之间沦为了“奴蝉”,遭受到来自各界的种种非难,一时1`l国家主义”成了“恶”的代名词和历史的1i'人,成了灾难的根源。“国家中心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思想①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受到猛烈的批判和清算。学术界围绕着所谓的国家论展开了大讨论,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田边元的《种的理论与实践的构造》、高坂正显的《政治概念的研究》、高山岩男《文化国家的理念》、铃木成高的《世界机构的要求》、以及森户辰男的《和平国家的建设》、《文化国家论》等等。,而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批判政治学也在此背景下迅速崛起,成为学术界执此牛耳的生力军。批刘政治学派大胆地从政治学角度.对日本的国家主义精神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行动进行犀利的分析与无情的批判,构成了五十年代日本政治学的一大特色.
    丸山真男在1956年与1957年分别出版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上、下册)一书中,以战前统治阶级的政治愈识和行为模式为对象,结合战后现实政治问题,对战前的国家结构及政治文化、特别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进行了批判分析。其中尤以题为《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等三篇论文为这方面的力作。他认为虽然战后初期进行了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制定宪法等制度性改革,但尚未进行对支撑制度的“国民精神的直正变革”,国民仍未完全摆脱“超国家主义”的束缚,因此当务之急是对这个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结构乃至心理墓础进行剖析。石川雄在《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1954年版)一书中批判地分析了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即所谓家族14家观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建立于其中的政治结构,指出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分别反映了明治网家的政治结构,即“上层的强力集团和葵足的前近代村落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与统一。”神岛二郎在《近代日本的经济结构》(1959年撰写.1961年版)一书中指出.促进日本近代化的是日本的前近代的“家族”意识,而且这种“家族”意识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渐为国家所代表.并在神道的推动下.热衷于支持法西斯主义运动。。大熊信行的《国家恶—人类有未来吗?)(1969年版)一书,则从西方政治学的法理角度,将国家视为一种“恶”,认为“在我的头脑中未必就一定出现天皇中心的国家.而是作为理想或规范的国家.进一步说作为道德本怠上的国家。这是理念对我的支配,但现实中的国家则是一种恶.是难以让人忍受的,因此这只是假象。而这种假想的下面却隐含着国家的本质。”并结合日本的现实对国家以及国家本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经过了一段激烈的反击和批判之后,在日本政治学研究者中间,开始出现了远离德国国家学说的倾向,国家以及国家主义也在日本的话语体系中成了一个被封杀的禁区,从事国家论研究的学者日趋减少(如1995年在日本政治学会会员中.以国家论为主攻方向而登记在册的学者只有28人。)。理论界对“国家”以及“国家理论”的疏远,是对二战前“国家主义”猎撅并导致灾难的反对,因此,战后日本学术界对“国家理论”以及“国家主义”思潮的关注和研究,要远远地落后于现实(“国家主义”在日本的销声胜迹以及日本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关注的日趋冷落,对重视译介的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样,论述日本战前的“国家主义”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对战后日本“国家主义”的研究则成了一大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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